我家乡话里的一“担”，相当于100斤，按照当时稻谷的出米率，五担稻可以折算350斤左右的大米，基本上是城市里一个成年人一年的粮食供应量。
如果一个农村户口的孩子，某一天接到某个通知，平价向粮站去交五担稻谷，那他就有福了，从此他就算是跳出了农门。
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他可能是顶替了原在城里（或泛称之为“公家）工作的父母，进了一家工厂；或者是寒窗十年，跃出龙门，考进了中专、大专，甚至是大学，由是有机会成为一名有编制的老师、干部甚至科学家。
他们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就有了吃供应粮的资格，但在出门前，要卖给公家五担稻谷，可能是因为原来的供应计划里没有考虑他当年的份额，他的粮食供应要列入下一个年度的计划。
这是个极大的喜事，接了通知后会尽快的拉了板车，将稻谷喜盈盈地送去附近的粮站，换来一张缴粮单，有条件的人家，亲戚朋友要聚在一起办上几桌酒席，祝贺祝贺。
我说的这是三十年前的故事，自从取消了粮食统购统消，接着搞国企改革，国营的粮站职工绝大部分已经都下了岗，四处谋生了。
那时候，一条鸿沟将农村和城市远远的隔裂开来，鸿沟之宽，好像王母娘娘用簪子画出来的银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农民的儿子挑粪桶。”是那时候真实的写照。
除了顶职、考学，基本断绝了农家子弟进城的道路，即使是参军，也只有极少的人能在部队提干或转成志愿兵，大部分还是要默默地回到农村，由回乡青年变成一名退伍军人。
现在的好多人谈论路遥以及路遥写的《平凡的世界》，可是否还有人记得当年他写的另一部风靡一时，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人生》呢？那部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一个回乡青年，他面对这条鸿沟时的无奈、苦闷，彷徨，曾经让多少回乡青年共鸣。
当高加林被文化站解聘，重新走在回村的小路上时，他的心情应该是无比的灰暗吧，我理解这种心情，因为高加林的身上有我的影子。
即使时光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我跟我一道考上的那几个朋友坐在一起的时候，还是觉得无比的幸运，因为1984年11月的那场考试从回乡青年中招考乡镇干部的考试，那是空前绝后的一场考试。
在那时候，我们除了悲天悯人以外，谁能想到三十年后，我们会讨论农村空心化、老年化，要提出农村振兴的口号呢？
是什么破除了城乡差别？显而易见是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在我工作后的十年，城镇户口变得不再是那么高不可攀，它被物化为商品，先是五千，后来三千，后来甚至更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一个城市户口，当国企改制潮之后，当年花钱买了户口，进了工厂的一些人被迫下岗，而民企招收的员工根本不在乎什么户口，只在乎你能不能创造价值。
有人说过一个故事，说拿破仑时代，铝因为比金子难冶炼，所以铝制品的价格高于金饰，拿破仑用铝制成奖杯授予功勋，在当时是非常体面的事情，如今，金子还是金子，但铝的价格比金子要低了多少倍，那些持有铝杯的拿破仑子民后裔的心情应该就跟当年买过城市户口的那些人一样吧？
没办法，谁有本事预料到二十年后的事情呢？
乡村现在看起来是有些凋敝了，二十年后是怎样的情景，现在看不到，但无论如何，不会让那些希望回到农村的人，去粮站卖五担稻作为门槛费吧？
不会的，人怎么会在同一个地方摔俩跤呢？我坚信。
